杨帆||论段玉裁的学术理路对其书法的影响
杨帆
男，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、书法研究所副所长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研究方向：书法（篆刻）创作理论。
一、“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通”
戴震《闽中师友渊源考序》：“余窃谓授经之事，一二人启其端，必同时英彦笃守之，以广其传，夫然后师友之气振，而其学久而弥著。”戴氏以故训明则古经明的方法从事考证之学，正开乾隆朝研经必重小学之渐，而继承其学使《说文解字》（本文简称“《说文》”）研究成一专门学问者，则当属他的得意弟子段玉裁。
段玉裁，字若膺，早年曾字乔林、淳甫，号懋堂，又号砚北居士、长塘湖居士、侨吴老人，江苏金坛（今属江苏省常州市）人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 年）举人，入京会试而屡不中，以教习得授贵州玉屏县（今玉屏侗族自治县）知县，后调四川，署富顺（今属四川省自贡市）、南溪（今属四川省宜宾市）、巫山（今属重庆市）等县事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 年）称疾还乡，卜居苏州金阊门外白莲桥枝园，杜门著述凡三十余年。生于雍正十三年（1735 年），卒于嘉庆二十年（1815 年），得年八十一。
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，段玉裁从戴震学，并投札称弟子，受戴氏影响，终生事于经学，而尤精于《说文》与古音韵。乾嘉时期研究《说文》成风，段氏与桂馥、朱骏声、王筠合称为这一时期研究《说文》的四大家，其中段氏成就及影响最大。阮元曾评价段氏的著述，称其在三个方面有功于天下 ：言古音一也，言《说文》二也，《汉读考》三也。段氏卒后，王念孙尝云 ：“若膺死，天下遂无读书人矣。”段氏一生著述丰赡，不下三十余种，其中，《说文解字注》三十卷尤为卓著。
段氏学有渊源，自幼读书，其所重在经、小学。嘉庆十四年（1809 年）三月，七十五岁的段氏在《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》中自陈少时读书经历 ：
玉裁生六年，从先大父发蒙 ；七年，读《论语》至《南面》章，先大父亡 ；八年，从叔祖父季逊公读书 ；九年，从先君子读书 ；十年，从叔祖父可南公读书 ；十一至十四年，乃从先君子读书昆陵连江桥馆舍。乾隆丁卯，余年十三，先君子授以小学，是年应学使者童子试，试之日能背诵小学四子书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及胡传，尹师谓孺子可教， 赐饭，宠异之。
遍读诸经，自然决定了日后研究经学的方向，亦决定了以经书研究《说文》、以《说文》研究经书的品格。段氏少时亦好辞章之学，但受其父辞章“有害于治经史”之诲，终辍而不为，专为经史之学五十年。此外，戴震曾数论义理、考证、辞章之学，段氏师之而得闻其绪论。在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 年）所作的《戴东原集序》中，段氏亦就此阐述了自己的看法，似乎并不赞成戴氏以义理为文章考核之源的主张 ：
玉裁窃以谓义理、文章，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。……后之儒者，画分义理、考核、文章为三， 区别不相通，其所为细已甚焉。夫圣人之道在六经，不于六经求之，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义理以行于家国天下，而文词之不工又其末也。
关于义理与考证的关系，戴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。实际上，戴氏之学，当在考证、义理并举，以考证成就义理。而在段氏看来，学问三端，当以考证为基础，求得六经之义，则求得圣人义理， 而辞章之学，又是末事。
嘉庆十四年（1809 年）正月二十四日，段氏在《娱亲雅言序》中又对此稍作折中之论 ：“抑余又以为考核者，学问之全体，学者所以学为人也，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，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。今之言学者，身心伦理不之务，谓宋之理学不足言，谓汉之气节不足尚，别为异说， 簧鼓后生，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”。对于戴氏《孟子字义疏证》等义理之作，段氏当然是熟悉的，他虽以经史小学考证见称于世，但于此处亦明显表态，宋明理学并非不足言，身心伦理并非不可务，考证固然是学问的根本，亦可作为身心义理之辅翼。戴氏以考证学家的身份引领乾隆朝学术几十年，一时学者，皆以治六书训诂为研经的主要门径。段氏承其考据精神，专一生之力治经学考证，作《说文解字注》，故所谓“义理、文章，未有不由考核而得”，实为段氏学问的根本。马宗霍谓段氏 ：“专以小学家名，然小学通而精力已竭，无暇及于经学。”戴氏的义理之学，段氏是没有继承多少的，可正由于他以考证为生命，才成就其巨著《说文解字注》，他也才成为清代《说文》四大家之首。
段氏自幼即好声音文字之学，其治小学，先成《六书音均表》，而后作《说文解字注》，其治学大旨本于戴震故训明则古经明的思想。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十月，段氏《寄戴东原先生书》云 “：十七部为音均，音均明而六书明，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通。”对于诸小学著作，段氏最重《说文》，而汉以后本于《说文》的著作，如《字林》《字苑》《字统》《玉篇》诸书，其地位不能与《说文》相比。嘉庆十七年（1812年）夏，段氏在《十经斋记》中，将《十三经》“广之为二十一经。《礼》益以《大戴礼》，《春秋》益以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，《周礼》‘六艺’之书数，《尔雅》未足当 之也，取《说文解字》《九章算经》《周髀算经》以益之，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，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， 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憭然，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。余持此论久矣，未敢以闻于人”。《十三经》之外，段氏增《大戴礼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《说文》《九章算经》《周髀算经》，合称其为“二十一经”，而认为《尔雅》“未足当之”。这种不尊《尔雅》，而以自定“二十一经”之一的《说文》为纲，体现出他对《说文》一贯的推崇。段氏晚年闭户读书，自谓常以“二十一经”恭安几上，手批口诵，又嘱其弟子沈涛作《二十一经堂记》，以志其好学不倦。
《说文解字注》是段氏倾注毕生精力的集大成之作，关于其撰述过程与始末，段氏在对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的注解中有说明 “：始为《说文解字读》五百四十卷，既乃隐括之，成此注。发轫于乾隆丙申，落成于嘉庆丁卯”。可见，此著发端于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丙申，是时段氏在四川富顺县任职。其初为长编性质的《说文解字读》，后删繁就简而“隐括之”，最终于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丁卯完成《说文解字注》，此时段氏已七十三岁，前后历时三十一年。至嘉庆二十年（1815年）五月，《说文解字注》才全部刊成，段氏其时已是八十一岁老叟。王念孙为此著作序，叹为自许慎以后“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”！
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，《说文解字注》已成书一年，段氏对自己终生所学下的评语是 ：“惟于古音、故训，经文古本，略有微劳”。《说文解字注》能全面阐述文字形、音、义三者的关系，能突破过去研究《说文》只重考证、校订的作风，在方法上直承戴震的以经考字、以字考经。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，段氏注《说文》至第八篇人部、匕部后，在《与刘端临二十三书》中，道出注《说文》的经验 ：“以经注许，以郑注许，而尤要在以许注许”。所谓“以经注许，以郑注许”，即以《十三经》为本，参以郑玄注，来校证《说文》。因为经字与《说文》中字有相同的，亦有因假借、转注而不同的，《说文》多讲本义、本训，故经注、《说文》当互为参稽。段氏认为，这种研究方法的实用价值，有如一屋散钱的钱串。所谓“以许注许”，即立足《说文》的内部研究，以《说文》本身为据作校证。乾嘉时期校勘《说文》的著作多属此类，对《说文》大小徐本及诸本的对校及校勘本之校，亦与此相类。段氏曾于嘉庆二年（1797年）作《汲古阁说文订》，参以多种《说文》宋本对汲古阁本作校勘，实际上为《说文解字注》的“以许注许”奠定了基础。胡奇光将这个方法概括为 ：“从《说文》揭示行文义例来校注《说文》……行文义例，指用词造句的相同法式。所揭的义例，或用来校勘文字，或借以阐发《说文》本旨。”文字的形、音、义密不可分，段氏注《说文》，还以古音韵注许，这可以说是《说文解字注》的又一大特点。段氏曾在《王怀祖广雅注序》中指出 ：“小学有形、有音、有义，三者互相求，举一可得其二 ；有古形、有今形，有古音、有今音，有古义、有今义，六者互相求，举一可得其五。”此序作于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，段氏《六书音韵表》早已著成。因此，他在作《说文解字注》之初便指出，不熟悉古音十七部，研究文字必不能透彻。他在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为江沅《说文解字音韵表》所作序中云 ：“余撰《六书音均表》，析古音为十七部。其第二表既以《说文》九千余字之形声，分隶十七矣。”按，第二表即《六书音均表》之《古十七部谐声表》。
以上仅就段氏《说文解字注》之大要作简要阐明。此书的创获尚不止此，本文非专论《说文》学， 故不再一一赘述。嘉庆二十年（1815 年），《说文解字注》一刊行问世，便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回应。宋凤翔在《徐谢山先生家传》中云 ：“段君晚暮始删繁举要，为《说文解字注》，又恐老而不及期，未免求速，转多漏略，凡治许书者群起而正之。”此言不虚，其时匡正段氏的著述不在少数，如王绍兰《说文段注订补》、桂馥《说文段注钞》、龚自珍《说文段注札记》、钮树玉《段氏说文注订》、徐承庆《说文解字注匡谬》、冯桂芬《说文解字注考正》、徐灏《说文解字注笺》、马寿龄《说文段注撰 要》等。许慎《说文》，自非完璧，段注之谬，亦自是难免。匡正段氏的人，有的以为段书校勘不精，有的以为段氏自信太甚，有的以为其擅改许书。王力云 ：“匡正段氏的人也都是尊崇段氏的人，其所以做匡正工作，实在是为了青年一代。这种学术风气是值得赞扬的。”
冯桂芬在《重刻段氏说文解字注序》中称，自段注出，“数十年来，风行海内，承学之士几于家置一编”。这个评价大体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。乾嘉时期经史考证学兴盛，读书人皆以《说文》为受学之基，但《说文》训释奥涩难通，段注正是研读《说文》最好的钥匙。虽然段氏注《说文》的旨趣在于“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通”，是为经学服务，但由于他注毕生精力于此，使《说文》研究摆脱经学附庸，其有功于小学不可谓不大。
此外，段氏于嘉庆二年（1797 年）著成的《汲古阁说文订》，在刊成一年后便流播京城，嘉庆四年（1799 年），又出新印本，可谓广为流布。乾嘉时期，《说文》汲古阁本甚为流行，段注与《汲古阁说文订》的问世，使读书人读《说文》有所参证，不仅为经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，而且由于对《说文》所作精心校勘，亦促进了《说文》学在纵深方向的发展。段氏曾请精于篆书的江声为《说文解字注》写篆书。段注字头篆文风格正与《说文》汲古阁本相近，亦与二李石刻篆文相近。乾嘉时期写篆书的人多精于《说文》学，即使不治《说文》研究，亦不弃《说文》，段注自是不可不读之书。因此，《说文解字注》不仅为经学服务，还具有相应的书法价值，在识字、用字方面为书家创作篆书 提供了学术支撑及篆书审美的资鉴。
段氏注《说文》，“作”多于“述”，为《说文》学革新派。而在书学方面，则“述”而不“作”。他的《述笔法》虽几近于“述”，但也有值得注意之处。嘉庆十三年（1808 年），段氏七十四岁，本年十月十四日，作《述笔法》于娄东书院。所述之笔法，乃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 年）在北京求教书学家梁巘所得。
用笔之法，简言之曰笔法，细分则有执笔法与用笔法之别。古人学书，尤重师传相授。且学书之初， 则在执笔。能执笔而后能运腕，能运腕而后能运肘臂，能运肘臂而后能运全身之力。故古人传授书法，必传执笔之法。魏晋以后，有关执笔的记述与讨论屡见于书家笔札，执笔法亦传承有自。段氏所述笔法，便是以执笔法为主的。其宗旨是“指以运臂，臂以运身”，具体方法是以大指、食指执笔，二指“相接圆如环”，“上平可安酒杯”，其要求是“平其肘腕，不附几”，即段氏所云“单勾法”。唐陆希声“拨镫法”为五指执笔法，即擫、押、钩、格、抵，李后主复增导、送二字为七字诀。章太炎《说单钩（勾）》：“单钩本作篆正则，而今人殊鲜为之。五指握笔，殊非古法，但观少温、鼎臣所书，恐亦只用双钩。双钩易见神韵，而或失弱 ；单钩易见腕力，而或失之火气。真书中欧、虞、褚、薛，盖亦只用双钩，平原乃单钩矣。明人唯香光从颜入手，故汲汲以单钩传授也。”梁巘谓段氏， 此执笔法由董其昌传授至今。可见，此脉所传实为单勾法，由董其昌上溯宋元直至晋唐，王献之学书即是此法。
据段氏载述，此笔法由董其昌传王鸿绪，王鸿绪传张照，张照传何国宗，梁巘得于闻知。所记语焉不详，且其年老岁高，所记之事又久隔四十余年，漏略自不能免。所幸梁巘在其《评书帖》中也记载了得受笔法的原委 ：
董公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沈公荃，荃传王公鸿绪，鸿绪传张公照，照传何公国宗，国宗传白下梅釴。予学书三十岁，后始缘釴得其传。先是，张公秘其法，不授人。一日，同何公坐狱中， 何公叩至再三，乃告，仍属勿泄。出狱，何公遍语人，梅君因得之。及张公总裁某馆，梅君誊录馆中，见公作书，著狐裘，袖拂几上。公曰 ：“观吾袖拂几乎？肘实悬而动也。”梅君归告予。予学书复十余年，觉有得。
王鸿绪出生时，董其昌已卒九年，段氏所记当误。由梁巘所记可知，董其昌传沈荃，王鸿绪得受于沈荃并传于张照，这才是事实。何国宗与梅釴之父梅珏成二人皆曾学历算法于内廷，由于何国宗不遵张照“勿泄”之诺，遍告于人，梅釴因此幸得之。梁巘“学书三十岁”，“始缘釴得其传”，又云 ：“学书复十余年，觉有得”，后传笔法于段氏，又有“吾得再用工夫十年，世岂有我敌哉”之语。合而观之，梅釴传笔法给梁巘的时间当约在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。
作为经、小学家，段氏长期养成的考证思维决定了其不会轻信传闻。梁巘也强调，不这样执笔，则写一百年二百年也断无书法上的进步。段氏后访得何国宗尚在。其年已八十余， 居于内城。乾隆三十年（1765 年）冬，段氏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拜访何国宗，以梁氏所授笔法向其求证，何氏亦以为确有其事。疑问得到了解答，但段氏又云 ：“闻山名位不崇，又少著述，作书直追文敏而世罕知之者，予既学书不成，故详述其言以告来者，庶闻山所得不传之绪不至泯没终古也。”故段氏四十余年后作《述笔法》，并寄梁巘子以广其传。七十四岁的段氏，其经、小学成就已为海内所宗仰，何以对弄翰之事如此关注，并传笔法于后世？
其一，笔法虽历代相承，历代出新，但古人将笔法看得太过神秘，得者常秘不示人，这种例子在书史上并不鲜见。在段氏所述笔法传承系统中，张照和梁巘便是这类人。张照对人作字“袖拂几上”，以防人窃观，梅釴偶见，其仅告以“肘实悬而动也”，即便传于何国宗，亦嘱以“勿泄”。梁巘幸得之，也谓段氏曰 ：“此秘勿与外人道也”。梁氏在《评书帖》中仅提及得传笔法的原委，却不言具体的笔法要领， 确实做到了秘而不宣。段氏则不然，他不仅把笔法尽用于书法，连同梁巘若干条口语也一并收入《述笔法》中，唯恐古法泯没不传。
其二，段氏虽不以书家名世，但其学书有家学渊源，故能关注笔法。段氏云 ：“玉裁之先百三公，自河南随宋南渡，居金坛县十六代。至先王父讳文，食贫力学，善诲后进不倦，著《书法心得录》。”其祖父段文，邑庠生，以授徒为生。段氏六岁即从之发蒙， 七岁时祖父亡。《书法心得录》的内容已不得而知，但段氏祖父授其读书的同时，当亦授以作字之法。段氏平生力学经史，以著述而终，无暇作专门书家，殁后传世校书手稿较多，手迹（图 1）则极少。手迹之外，段氏所作正书、行书等纯书法作品亦极稀见。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》第十册录其《楷书七言联》（图 2），无署款年份。由此联可知，段氏楷书学赵孟頫为多，这也反映了乾隆时代赵孟頫的影响。段氏终生治经、小学，其文集序跋中几乎不见关于书法的论述。从他作于嘉庆十五年（1810年）的《李松云写十三经跋》可见，其书法观当是崇尚二王，崇尚正统，崇尚名家经典谱系。这也说明，段氏在正书、行书方面是推崇帖学的，那么，被他视为发源于二王的执笔法便愈显珍贵，故其撰《述笔法》。
图 2 段玉裁《楷书七言联》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
其三，段氏所处时代，篆书创作以斯、冰小篆为大宗，犹如帖派书家以二王经典谱系为正宗一样。篆书家一般视斯、冰若二王，认为二李石刻尤为正宗。小篆书法在用笔上讲求笔笔中锋，即便转折处亦不使有偏侧。段氏也是写篆书的，其《述笔法》记录梁巘口语数条，其一曰 ：“如何谓之中锋？此之谓中锋。如此捉笔，则笔心不偏，中心透纸，纸上飒飒有声，直画粗者浓墨两分，中如有丝界，笔心为之也。不如此捉笔，则笔尖偏左，以笔颈在右著纸，纸上不能有声，字成之后，左润右枯，笔心不居中为之也。”段氏自称曾验之于书写，无不如此。以其不轻信于人的实证精神，他不会仅以正书、行书去验证，必然也会以篆书去验证。
总而言之，乾嘉时期以《说文》学大家的身份去传述笔法，恐怕仅段氏一例了。对此作分析，并不是为了说明其传述的笔法有多大价值，而是为了说明这个时期研究《说文》的经、小学家，对书学并非全无关注。这既体现在他们不仅写篆书，也写经典谱系的正书、行书方面，还体现在对书学理论的传述方面。
三、语言、文学“兼擅者鲜矣”
嘉庆十一年（1806 年）九月，段氏在《潜研堂文集序》中提出 ：
自辞章之学盛，士乃有志于文章，顾不知文所以明道，而徒求工于文，工之甚，适所以为拙也。虽然有见于道矣，有见于经矣，谓不必求工于文，而率意言之，则又孔子所谓‘言之无文，行之 不远’者。盖圣门言语、文学必分二科，以是衡量古今，其能兼擅者鲜矣。
“言语”即考证之事，“文学”即辞章之事。段氏似乎并未视文章为末事。若就书法而论，乾嘉时期不仅有一个专精经、小学的大家段玉裁，也有一个擅长篆书的段玉裁。
刘盼遂《段玉裁先生年谱·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 年）》中，武陟李濂云 ：“曾见段先生画山水一幅于都门琉璃厂，今不知属谁氏矣。”连文澄跋段氏《楷书七言联》亦有“细审印文，知先生亦能作画”云云。可见段氏少时能绘事，尚不废文学、艺术之事。如前文所述，段氏祖父著《书法心得录》， 其家族亦不废书法之道。段氏季弟段玉立，字清标，又字鹤台，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 年）丙午科副榜， 娴于书法。包世臣《国朝书品》不录段氏，但增能品下三人，段玉立以擅小真书及草书而居其中。戴震以文章等而末之的观念，平生绝少作篆书。相较之下，段氏作篆书在量上有增，在质上亦有提高， 只是他以一部巨著《说文解字注》成为清代《说文》四大家之首，谁还在乎一个操“末技”写篆书的段玉裁呢？
段氏还有一位老师叫蔡一帆，对其写篆书应当产生过影响。段氏云 ：“先生生而颖异，时义诗辞律赋，髫年即工为之，弱冠为诸生，于书篆、隶、真、草皆工，图章尤工绝，逼雪渔、三桥诸名手， 自当代先辈达人以及一时髦俊，无不推服。”段氏从蔡一帆学，在乾隆十九年（1754 年）、二十年（1755年）之间，时段氏二十岁左右。据其回忆，段氏随蔡一帆习诗赋、时义。蔡氏在音韵学方面著有《律韵辨通》，段氏日后在古音韵的研究上出成绩，实离不开蔡氏的启蒙之功。自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 年）入都，段氏屡应会试不第，加之宦迹蜀中十年，并无太多闲暇作篆书。在其从游蔡一帆的弱冠之年，不仅学词律，还学篆籀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只是段氏谨遵先君子辞章“有害于经史”的教诲，在学问之余对书法就不甚着力了。
段氏与至友刘端临（1751—1805 年）交往甚密，《说文解字注》的写作，便多得刘氏勖勉。嘉庆五年（1800 年）五月初，端临五十初度，段氏特具书墨两件寄呈，并告曰 ：“幸勿以为菲薄也”。虽未知此书墨书体，但段氏以书法作品贺寿，显然对自己的书法是颇为看中的。
《段玉裁先生年谱·乾隆六十年（1795 年）》云 ：“北平孙伯恒庄。藏先生篆书楹帖 ：‘雨过琴书润，风来翰墨香。’上款 ：东原夫子大人命作瑑，下款 ：乙卯秋日受业金坛段玉裁。”此作当为赝品。款中“乙卯”，若为雍正乙卯（1735 年），则戴震十三岁，段氏才一岁， 若为乾隆乙卯（1795 年），则戴震已殁十八年。书法恶拙，名位不显， 自然无人作伪。由此反观，可见段氏篆书见重于世。
段氏前辈、同道如戴震、钱大昕、阮元、孙星衍等皆能作篆书。较之戴震，段氏写篆数量有增 ；较之孙星衍、洪亮吉、钱坫，则又偏少。自蜀归后，段氏专注于《说文》，其间不是足疾，就是臂痛， 有时甚至几乎不能动笔，常感叹精力渐衰。《说文解字注》第一篇撰成后，段氏嘱江声作篆书，看来晚年的段氏不具备常常写篆书的条件。
段氏《篆书十一言联》（图 3），纵162厘米，横20厘米，洒金橘红蜡笺。执硬毫作于坚纸，或受梁巘所传笔法影响。段氏博学广闻，斯、冰篆迹必是临摹的，据其《汲古阁说文订序》，他在苏州曾见到的《说文》版本就有王昶藏宋小字本、周锡赞藏宋小字本、明叶万影抄宋小字本、明赵均灵影抄宋大字本、《五音韵谱》宋刊大字本、汲古阁本等。段氏校注《说文》，无日不与篆书打交道。这决定了其篆书创作必然选择以《说文》字头为准的标准小篆。此联作于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 年），正值《说文解字注》发轫。所书为典型铁线篆，结字纵长而停匀，用笔圆匀一致，不露痕迹，显得秀婉典雅、端庄中和，绝非浅学者所能达到。
图 3 段玉裁《篆书十一言联》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段氏常说 ：“工文词者不必通经术，通经术者不必工文词”，而他自己，则既通经术，又工于书。《说文解字注》以创见影响后世，于篆书，段氏则继承多而创见少，远不能与其经术相比。《说文解字注》的不足之一，在于“没有运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古文字资料，在字形结构分析上，未能在许书的基础上有所发明，反而往往曲意维护许说”。段氏不可能没见过古器物，其家藏铭文、拓片亦不在少数。与他同时的钱坫通经术，工于《说文》，也同样工于篆书，并收藏古器。但钱氏能利用古器铭文，改造篆书体势。段氏写篆不能参考金石铭文，就像他研究《说文》不能很好地利用古文字一样，在篆书创作上只做了斯、冰的承袭者。
结语
晚年的段氏，除注《说文》外，常置其师戴震的义理之作——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于案头。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，《说文解字注》行将刊成，段氏在《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》中，对自己归里后潜心治《说文》的经历作了一个评价：“人事纷糅，所读之书，又喜言训诂考核，寻其枝叶，略其本根，老大无成，追悔已晚”。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，成就了以训诂考证为胜的段玉裁。同时，他也以《说文》学大家的身份带了一个好头——涉笔为篆。他的同辈无不如此，这才共同缔造了乾嘉时期篆书创作的繁荣景象。
（原文刊发于《艺术探索》2022年第1期，此处为摘录）